在现当代的中国历史上，似乎没有另外一个词汇，比“文化”更引起人们经久不衰的注视与思索：世纪初的“五·四”运动，被称为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；六七十年代那场浩劫，则唤作“文化大革命”；到了世纪之末的今天，曾经压倒一切的“阶级斗争”等词汇渐已淡出，而“文化”则成为各行各业都想攀附的一种“热点”，似乎不如此，就跟不上时代的节律。本世纪对“文化”的这种重视，无论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，也无论是建设的还是破坏的，都从不同层次反映了中国人这样一种晚来的自觉：文化问题是一切社会变迁的风信仪，而一切社会变迁，最终又必以文化的更新为鹄的。于是文化的主要承载者——文化人，他们的历史命运、行迹心路，也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，一个越来越被人们关注的问题。
虽然文化人——在古代称作士，历来处于“当路者”与普通民众之间，成为中国社会生活、历史演进中尤其敏感而又活跃的一群。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与思想发展滞缓，他们的路向与心境倒一直比较的单纯。至少从企望为“王者师”的孟子起，他们骨子里总是以先知先觉自居，而当路者与民众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这一点。于是抱着至少是精神上的优越感，他们可以主要从书本中讨生活，以半是历史，半是心想的尧舜禹汤以来的道统，俯瞰着世俗的生活与王权，等待着当路者延为“帝师”，并进而圆遂其治国济民的种种蓝图，尽管这蓝图往往被前者视为迂阔，而又为后者所漠视。犹疑与困惑也是有的，但除了忠奸真伪一类非士人独有的普遍性矛盾外，主要只是徘徊于出处之间与终极一致的学派归趋上。至于带有文化更新意义的困扰，即使有，也只是至晚明以后方以萌芽状态出现，且尚不具备动摇根本的性质。于是后来被称作“人文精神”的那种知识者的终极理念，那种不可或违的操守与对理想的九死不悔的追求，因其现实内涵的明晰，得以成功地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士人相对平和的心境；对于所谓“虚静”的不渝强调，多少有着这种历史情境的反映。
然而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，使他们骤然震荡。一切因袭的心理矛盾，由原来偏重于谐和而趋向于尖锐对立。从学与从政，过去由“学而优则仕”相统一，现在因着专业的细化与民族的危亡，变得往往不可得兼；而在这两个层面上，过去虽有新学与旧学、新政与旧政之争，有时也形同水火，但因为归趣其实一致，即有去从，亦不妨大节；有所反复，也无伤根本。然而现在，一切新与旧的较量，却往往有了本质意义的对立。即使有幸而仍专注于学术文化的揣摩研创，但面临中国文化的巨大转型，面临他们曾倚以为生的旧文化传统的基础动摇，书斋生活也再不平静，从新从旧抑或新旧合璧的抉择，已关乎民族文化的何去何从；而一旦自觉地或者被动地卷入社会活动，从新或者从旧，也不再仅是个人进退与对一姓国家的是否忠诚，它已直接关乎亿万兆众之民族的能否生存。而这一切又都使他们必须面临这样的痛苦选择，对那曾视以为生命的一贯的节操、信念等等，究竟是应当顺应还是反叛：是幡然觉醒，成为旧世界的挑战者；还是身心分离，在感受甚至祁向着新生的同时，却无可奈何地随着旧势力的沉沦而沉沦。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抉择痛苦，还不尽于此。由于道统观念的实际破灭，他们失去了用以傲视现实的心想依凭，却也因此有可能更脚踏实地，也更充分地发挥作为当路者与民众之交接点的职能。但是转型时期必有的种种扑朔迷离，使原本幼稚的他们常常感到前路茫茫，欲归何之：新与旧的界限并非泾渭判然，新旧之间的得失是非也非斧斫般分明。作为终极理念的“人文精神”，至此已往往因失却安放的基础而变得难以依凭。即使一旦认清了确实先进的新思想新领袖，而甘当追随左右的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，并为他们所深深宝爱的民众沥血疆场，但由于前者在当时同样的幼稚，他们往往被拒之门外，或者进了门又被扫地出门；又由于民众思想对于精英思想的必然滞后，他们如火如荼的热忱，又常常被视为洪水猛兽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屈原的望天呼吁，在当时已成为这身处于动荡时代而尚欠成熟的一群之普遍心声。在这种真诚悲壮的呼吁中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，竟有了具体而微的缩影；而今天当我们返观他们的行迹心路时，也不必为其每多彷徨，时有摇摆而纳闷，因为除了少数的野心家、权谋家以及徇一己私利的叛徒走狗外，这彷徨、摇摆，正是蝉蜕鱼化时期那苦闷的象征。正是基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上述特殊地位的认识，在当今政治家、实业家的传记热中，我们设计了这一套有关文化人的回忆录丛书。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，在完成了自己当行本色的学术文化之巨大而艰难的转型同时，也参与并深刻影响了本世纪社会形态的同样巨大而艰难的转型，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何联系？而贯穿其中的文化人与当路者以及民众的历史性矛盾，又是否能给今天某些有益的启示：对于所谓“人文精神”应当如何来理解或者更新？在“造福民众”既因基本利益一致而成为真正的共同目标时，当政的文化人与在野的文化人，又如何才能更多一些相互的理解？在迎接新世纪的钟声时，我们每一个人又应当抛弃些什么，坚持并发扬些什么？这些问题，在审读着案头那一部部文稿时，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。于是，想到了一个似乎尘埋既久的名词——白屋。白屋为贫者所居，又衍而为“白屋之士”，肩负民族振兴伟业的文化人——无论是当政的还是在野的，是否应当常记这与民众血肉相联的白屋呢？因取以为丛书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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